这种模式排除了所有的外部审查的可能性，您怎么看？ 格林：我对所有形式的自我规制都不抱信心。

这就是现行宪法要以五四宪法为基础、而不以七五、七八宪法为基础的真正原因。[18]参见注[10]，第144-145页。

[32] （三）实定宪法必须是明确而且稳定的 人民作为制宪权主体，拥有制宪意志，但人民一般不可能积极而直接地表明制宪权意志。实际上，繁难的修改程序并不足以防止立法机关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修改宪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是作为一个国家机关的结构被建立起来，这一结构既可以在法治的治理模式下运转，也可以在继续革命的治理模式下运转。既然这种权力依据宪法法的规定行使，它也就不能突破成文宪法的限制。经过组织的、定型的、或者产生于公务职能的意见，皆不能视为表征民意的喝彩。

如下文所述，宪法法正是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保持其最高法律效力。在对待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方面，宪法草案确立了相应的改造方式，以使其全部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审查权的行使方式其实与审查权威的确立在历史中是紧密相连的，审查机关既需要积极妥当地行使审查权，从而为政治提供额外的正当性来源，又需要消极地自我克制，从而不对主权构成政治竞争。

V.Georges Vedel, Schengen et Maastricht: A propos de la décision no. 91-294 DC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du 25 juillet 1991, in 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Administratif, 1992, N. 8, p.173. 〔[27]〕 Jules Flammermont, 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tome III,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95, pp.745-746. 〔[28]〕 关于立宪主义的要素存在多种不同观点，亨金教授的如下列举获得较普遍的认同：依宪而治的有限政府，权力的分立，联邦主义，人民主权及民选政府，宪法审查，司法独立，受控的警察力量，军队的文官控制，个人权利，对权利的适当限制，宪法修正等。如果考虑到注册和谏诤发生于法令生效之前，是对法令合宪与否的抽象判断和说明，则可以将其定位为普通司法机关所实施的事前审查和抽象审查。〔[35]〕法国的历代国王大多都接受法院的审查，其原因诚如勒迈尔分析的那样，精明的国王将种种限度加于自身……他们强迫自己服从某些法律，因为过度的权威最终将自取毁灭。〔[65]〕 Durand Echeverria, The Maupeou Revolution: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Libertarianism, France, 1770-1774,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30, 235. 〔[66]〕 宪法的司法化和宪法学的教义化并不会取消政治的功能空间。

〔[58]〕 参见王建学：法语国家宪法审查制度设计比较研究——对‘政治机构审查模式的批判，《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8页。其原因显然在于高等法院没有处理好与主权的关系，因此二者分歧日深，最后不仅审查制遭到直接取缔，王权和君主制本身也因丧失正当性而在革命的洪流中倾覆。

在1250年至1252年间，法王路易九世从御前会议（Curia regis）中正式分出高等法院，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充当全国最高上诉法院，受理大领主领土内的各种申诉。其一，在缺少成文宪法典的背景下，如何能够将巴黎高等法院的审查视为宪法审查？其实，成文宪法典是大革命前后才形成的近代宪法概念，而在此以前，宪法规则集中体现为历史形成的不成文宪法规则即基本法（lois fondamentales），基本法因其内容的根本性而与普通法律相区别，〔[22]〕也因此具有普通法律所不具备的限制国家（主要是王权）的效力。审查机关自身的属性将决定其如何行使审查权。其次，前者在论证宪法审查时表现出浓厚的近代启蒙色彩，在宣告基本法时历数法治、人权和司法独立等近代启蒙观念并将之作为审查依据，〔[32]〕而后者则偏向法律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援引既存判例和法条，尤其是（成文）宪法中关于联邦最高法院初审管辖权的内容，作为判决推理的必要素材。

〔[58]〕 在性质上看，如果将宪法视为一种规范，那么其解释、实施和适用必然需要借助一个法律性机关而非政治性机关。8.申明本法院反对对以下明示之原则的任何侵害。古今之间岂不是相通的？在当代法国宪法理论中，学者们以高等法院来类比审查者，以国王来类比立法者，而以国王出席的御临法院来比喻主权者现身推翻审查决定的过程，从而协调宪法审查与民主的关系，解决宪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作者简介：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其次，对政治性宪法审查的批判不能仅停留在第一个层面，否则就忽视了政治宪法学理论的深邃性（当然也包括危险性）。再如张翔教授对宪法解释模式与宪法实施路径的讨论，参见张翔：《宪法释义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91页。

从历史上看，国王法令一旦得到高等法院的审核和公布，法国人会立即心甘情愿地服从于它们，高等法院就像是君主的命令与人民的服从之间的纽带。自路易十四以来随着王权日益强大，法国旧君主制一直在专制君主制与立宪君主制之间徘徊，因此如何限制王权从而防止王权走向自我毁灭成为旧君主制的固有难题，而神授论在这种条件下仅能说明王权在来源上是正当的，却不能说明其行使总是正当的，由此，巴黎高等法院的审查便成为解决难题的唯一途径。

与法国不同，英国的Parliament最终却演变为审议机构，为何出现这样的差别？学者Bancroft认为，这是由民族法律性格决定的，前者是高卢或罗马——高卢式思维，而后者则是日耳曼式思维。只是传统理论无力予以批判罢了。陈端洪教授主张建立以政治机构审查为主的多层次宪法审查模式，具体包括司法审查、人大审查、共产党中央审查三个层次。在将近一个世纪后的1390年，终于出现了史料记载的首个拒绝注册与谏诤的案例：高等法院拒绝注册查理六世向圣母院授予特权的行为，理由是这不仅有害于国王而且违反法律。政治性审查所造成的对法官统治的担忧，使得宪法审查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遭到抵制。此种宪法审查模式可以称为法律性的宪法审查，也即宪法得以教义性适用的框架，它可能具有政治色彩但并不因此而颠覆法律性本身。

财政改革法案包括终止法院及其审查权的内容，这表明王权对审查机制充满敌意，那么，王权是否可以取缔基本法中的审查机制？这是否违反基本法？吊诡的是，巴黎高等法院不得不对取缔审查机制是否合宪这一问题进行审查。直到20世纪后期，法国人仍然在以忧虑的心态讨论法官统治（gouvernement des juges，亦可译为法官政府），〔[51]〕并且因为这种忧虑而在长达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抵制宪法审查。

〔[5]〕 如合宪性解释的方法成为近两年中极为热点的问题，参见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68]〕 林来梵教授敏锐地察觉到，即使在全国人大内设立宪法委员会也会产生一种担忧，即冲击或打破迄今在现实中形成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因此司法消极主义、合宪性的推定原则等必须作为消除政治性的手段，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

反过来讲，只有使审查机关中立且忠实地解释宪法，宪法审查才能真正称为宪法审查。在政府管理或公众福祉方面他们没有什么好主意。

Ⅲ.鉴于，最后，国王陛下代表大臣们对前述问题的令人吃惊的各种答复，其中所明确表达的唯一意愿的方式，是毁灭君主政体之原则的有害计划，这种方式使国民（la Nation）只能求助于本院所明确表达的宣言来表明本院所负责维护的那些准则和表明本院所不能不宣示的那些情感。但国王对此问题则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高等法院作出违宪判决之后，国王很快对法院采取了反制性措施，5月5日至6日晚，部分高等法院法官遭到逮捕，5月8日，路易十六召开御临法院并强制注册6项法令，其中包括解散高等法院，建立新的全能法院，从而取代高等法院的注册和谏诤职能。〔[7]〕政治宪法学者强调宪法审查的政治性（一如其强调宪法的政治性那样），并主张按照政治性思路来重新规划我国宪法审查的具体方案。正如吕谢尔教授所言，尽管高等法院（与国王的矛盾）是引发大革命的重要导火索，但它并未能博得革命者的同情，事实上，如同国王一样，高等法院也被视为主权拥有者而受到攻击，在革命者看来，既然主权属于国民，任何敢于声称自己为主权者的机构都是国民主权的障碍。

尽管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但其根本立足点却始终如一，即旨在促进宪法作为法规范的解释、实施和适用，基于这一立场的宪法审查可以称为法律性宪法审查，即审查制度的定位是为宪法的教义性适用提供一种制度框架。在旧制度后期，这种主权代表者的身份甚至得到公法理论的支持，高等法院是王国的三个等级的象征，是假想的代表。

这一比喻的最初起源可参见（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1页。高等法院宪法审查制的覆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合巴黎高等法院所提供的反思，政治性宪法审查方案存在三个误区并可能产生危险。高等法院在1788年判决中的措辞即国民只能求助于本院所明确表达的宣言，也毫不掩饰自己代表整个国民对抗国王的意图。

〔[26]〕 如沃戴勒教授认为，法律在宪法中所遭遇到的阻碍可以由主权人民或其代表来移除，即他们求助于最高表达方式：宪法修改。〔[64]〕在审查本身丧失客观标准的同时，人们对审查的评价也必然丧失客观性因此大相径庭，同一作者甚至会对高等法院的审查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如狄德罗既支持高等法院的审查，认为注册权是伟大的、美好的、神圣的，又反对高等法院的审查，认为法官们总是反对好的东西，或怀着坏的动机支持好的东西。如果高等法院认为提交注册的法令或修正案违反王国的法律或基本法，则会拒绝予以注册。若欲准确理解注册和谏诤的性质，还必须厘清其与王权的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相关研究在国别上集中于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参见张翔，见前注〔6〕，第929页。

〔[33]〕 陈颐：《立法主权与近代国家的建构：以近代早期法国法律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例如，路易十三在位期间（1610年至1643年）共举行过20次御临法院会议，其中15次要求注册新法令。

〔[29]〕暂且不论前述推导能否证成宪法审查的正当性，〔[30]〕单就论证逻辑而言，这简直是在两个不同时空作出的相同判决。在马伯里案中，马歇尔大法官提出三个相继的问题：第一，原告马伯里是否有权得到委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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